反而还得招募数十万营兵，每年从张的财政中再凑起千万两计的军费开支，更一步的加剧了财政困难，最后三饷加派，又大都转到了百姓上。

而商税，明初本不受重视。

或者说，当时百废待兴，定下很轻的税制，有助于经济的恢复。

商税在整个明代，都始终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除了几个钞关的关税，其余的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商税，多有一些特定的产品税。

其实到了后面的时候，大明的皇帝早看明白了这些问题，可他们无法改变，阻力太大了。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地方上的抵抗阻挠。

崇祯时，文官集团对崇祯时期加派三饷的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给崇祯皇帝上疏，竭尽全力攻击增加赋税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

凡是向崇祯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杨嗣昌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无完肤，甚至被黄周骂成是豭狗人枭。皇帝增加赋税是住文官集团大分成员施加的大压力下才得以行的。

地方上的阻挠也十分厉害，他们不但反对增加税收，甚至还一直在欠税，许多地方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正税都一直没完成过。

就如当初刘钧在东南开设海关，征收关税和商税，东南地方也是极为反对的。

历史上，明朝灭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有很多原因加在一起。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就是亡于财政破产。

而明朝财政破产，最大的问题肯定就是这个税收定额以及商税问题。

去年浙江产火闻名的金华县，也就是朱大典的老家，一年的商税居然只有七两银。很多地方，去年商税更是一文都没有，他们本就是许久都没征过商税了。

再比如，茶叶和盐一样都属于专卖的商品，茶税很重。四川去年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这还没包括官府的茶园，可征收到的茶税还不到两万两。

更让人可笑的是，云南省一省的茶税才十七两。

浙江省更为惊人，全省一年的茶税只有六两。

而那些税务官员，他们的行为更让刘钧震惊。

沙市税课使司的一名税务官员，他主沙市税课使司后，了一件事情。他当年只用了三个月达到了了税务定额后，他便下了一个通告，在这年剩下的九个月里，开启税关，任商贩们往来，一文税都不再征收。

而杭州的一名税务官比他还厉害，他负责当地的税收时，直接定了个新规矩，让商人自己到他的税务衙门来报税，然后他本不去查，商人报多少，他就收多少。结果他这一举动，居然还赢得杭州地方和朝中许多百官的称赞。

大明的税制，从到尾都是问题。定额问题很大，轻视商税问题也很大，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人，征税的官员，税的商人百姓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