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贞笑问左右：“叔潜此话，卿等以为如何？”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虽没成功，可它的意义却是长远的。

荀贞了，心：“姚叔潜的话倒是没错。”

“今之局势较之往日虽已有大不同，但讨董这件事，还是要，而且是必须的。”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方面是董卓兵将勇、占地利之便，一方面是袁绍“理亏”，响应他的地方郡国可能会不多，那么讨董这事儿显然是难成的。

像李瓒、陈纪等等这些也是一郡太守，同时也是党人名士的诸人就没有一个响应袁绍的，徐州刺史陶谦去年刚击破徐州黄巾，手中很有兵，可也没有跟着袁绍起来讨董，只是坐观而已，由此就可看，“讨董”这个事儿的本质不是“天下郡国讨董”，而其实只是“袁党讨董”。

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意义：这件事在“讨董”上虽没能成功，但却“成功”地揭开了“汉末局的大幕”，而参与此事的诸路诸侯，因是“局大幕”的直接揭开者，在一定程度上就占到了一定的先机。

“昔晋周受厉公之逐，客居洛，虽不在国内，而‘晋国有忧，未尝不成，有庆，未尝不恰’，何故？‘为晋休戚，不背本也’。今君侯与袁本初亦可谓‘休戚相关’，袁本初如败，君侯何去何从？”

所以，讨董这事儿成不成功不重要，荀贞认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参与去，不但要参与去，还要争取一定的成绩，以把自己和那些怯战、自保的诸侯们区分开来，获取更大名声。

诸人转目观之，说话的是戏志才。

荀贞问：“志才此话怎讲？如叔潜所言，讨之不易，为何还必须？”

其次，即便是有了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响应袁绍起兵的那些州郡长吏们也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和袁绍关系密的人，袁绍、袁术、袁遗三人不说，都是袁家弟，韩馥是被迫的，其余的那几个如孔伷、桥瑁、刘岱、王匡、张邈、张超、鲍信、曹等，则要么本就是袁党中、要么是一向和袁绍情极佳、又要么是早就依附袁绍了的。

他从后世穿越来的，知讨董的经过，所以虽然现在还没开始起兵讨董，却也知姚昇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放到下来说，荀贞和袁绍的命运如今也是“休戚相关”。

他和曹往甚密，很早前就因为曹的引荐而成为了袁党一员，“魏郡太守”、“颍侯”、“左中郎将”，包括现在的“广陵太守”都是袁党给他活动来的，他和袁绍见面的次数虽

既然即便有了“诈作三公移书”，也是响应寥寥，只是“袁党”讨董，而在起兵后“这些讨董诸侯”又是各有心思，仅仅是表面上遵袁绍为盟主，实际上并不肯卖力去击董卓，那么这件事最终的结果自然也就如姚昇的判断了：“亦难成也”。在原本的历史中，也确实没有成功。

“晋周”即晋悼公姬周，姬周是秋时期最为杰的君主之一，他年少时，因受晋厉公的排挤而不得不客居周地洛，虽然没有在晋国的国内，但每当听到晋国有战忧事，他就忧心忡忡，每当听到晋国有什么喜庆的事情，他就非常兴，这是因为他虽然被排挤了晋国，可他毕竟是晋国的“公”，他的命运和晋国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首先，在原本的历史上，促成讨董这件事的固是袁绍等人，可真正起到讨董的关键推动作用的却是桥瑁，要非是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危，企望义兵，以释国难”，没有他“诈以三公为名，呼吁州郡起兵”，拿“三公”来“讨董”的政治号召，袁绍再能耐，讨董这事儿也不一定能起来。

所以他推断：“天下郡国虽众、袁氏虽贵，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