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是郭图不同意“澄清郡北”的真正原因。并且，他这一句，也到修的心里去了。

“那是源於何时？”

“坐及举主。‘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轻则左迁，重则免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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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贞与荀彧对视了一，不约而同地想：“郭图先是若将郡北清空，会不利太守日后的施政，接着又如果这样，会显得‘法太明，罚太重’，恐怕都只是借托辞。他之所以不同意‘澄清郡北’的真正原因应正是此句！……，是‘不忍太多人受牵连’，实为担忧会因此招来报复。”

钟繇：“公则，君家世代衣冠，儒学传家，当博通古籍，熟知古事。我且问你：朝自前汉始，便经常会遣使微服单行，观采各地州郡的百姓风谣，以此来考课地方官吏，民赞则褒，民讽则黜，此是为‘举谣言’。此制，是朝独有的么？”

“吏若监守自盗，又该受何罪？受何罚？”

“自然不是。”

修之所以也不太愿意“澄清郡北”正是於和郭图一样的顾虑，会牵连到太多的人。行贿者、赃吏的孙倒也罢了，赃吏的“举主”却全是朝中重臣。——他实在不想因此得罪他们。

钟繇连连摇，：“魏尚为云中守，匈不敢近云中，这是守边安民的大功，后来获错获罪，不算大过，因而冯唐谏文帝：‘法太明，罚太重’。……，请问公则，郡北的那些不法吏民有何大功？他们只有残民之举而已！怎能与魏尚比？怎能用冯唐谏文帝故事？”

“何意也？”

“这四个不法的县令长中，就我所知，至少有两个都是因被举为孝廉、茂才而仕的。我虽不知其举主为谁，但有资格举人为孝廉、茂才的不是两千石的太守，就是刺史、三公、九卿，皆为国之重臣。因此二不法县令长之故，他们也要被受到牵连。……，元常，罚一个不法的县令长容易，但是你就忍心让那么多的人受其牵连么？”

这还只是赃吏。荀贞的那个文册上且了许多郡北豪的不法事。

“朝安帝前，并坐及其、孙，三代不得为官。此令因当时太尉刘恺的建议而取消了，然在先帝桓帝时，梁太后临朝，又诏令‘赃吏、孙，不得察举孝廉’”。

他转目钟繇，等着他如何回答。

“我想请问你，依朝律令，吏若受贿，该受何罪？当受何罚？”

“‘主守而盗，值十金，弃市’。”贪污够十万钱就弃市死。

“‘天听政，使公卿至於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庶人传语，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句自何？”

郭图背诵荀贞那文册上所的内容：“‘城长受赇，少算冶家铁税’、‘某县长监守自盗’。如此，则若律令，这两个六百石的县长很有可能就会被弃市死了。……，我再请问你，除了这些罚外，国朝对赃吏还有何罚？”

郭图举这个例，意思在：此案牵涉到的人太多，若尽系狱中，未免会“法太明，罚太重”。

“《国语》。”

郭图无言以对，转：“元常，你家是法律名家，家学渊源，当知朝律法。”

“周时便有此制，名为采风。”

“这样，这两个县长的、孙以后就不能被举孝廉了，基断绝了仕之路。……，《秋》之义，善善及孙，恶恶止其，所以人於善也。因其祖、父之故，断其、孙仕之路，元常，何忍也？……，这且不，我再问你，除此之外，对赃吏还有何罚？”

冯唐之谏文帝也。”

……

钟繇对朝的法律条文倒背如，应声答：“‘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赃为盗。罪重於盗者，以重者论之’。前汉文帝时，更明下诏书：‘吏受赇枉法，即弃市’。”

……

“怎么？”

前汉有句话：“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豪们也都是各有些背景的。别的不，便那个沈驯，他儿是赵忠侄的妻。罚了他，会不会得罪赵忠？

——“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讲的是前朝文帝和魏尚的故事。魏尚守云中，有功，后因错获罪，冯唐因谏文帝：“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罚太重，赏太轻”。文帝接受了他的谏言，复以魏尚为云中守。

“圣天当朝

贪官的“举主”是重臣，豪的背后是权宦。修怎不为难？就像荀彧的，他质谨慎。他愿意举贤扬善，但他实不愿诛恶去。因扬善可得贤名，而诛恶却很有可能会招来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