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像儒家和家那样得到持续的发展，秦汉以后几乎成为“绝学”，在社会上也较少有什么影响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它的某些思想、它的某些论辩方法被儒、两家所收。

总之，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上述思想长期地影响着其后的华国社会，中华文明对社会、秩序等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自然现象的理论探求。

两汉时期，从社会经济形态、国家型制到官僚系，甚至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政策，都无不成为其后持续大约二千年历朝历代封建帝国所效法的模式和样板。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科学技术的许多门类，大多是在两汉时期，定下其后影响悠久的模式并且现了实际上是为后世树立了样板的各著作。

汉武帝时期编制的，通过西汉末年刘歆编制的，在中记录传下来。以及其中所录载的便成为其后历代以及历代各历法的模式和样板。合历的模式，其中包括了气、朔、闰、、五星、晷漏等完备的有华国特的系。这历法的基本模式、框架一直被遵循下来，甚至在西方近代历法已经传的明清时代，也没改变。数学方面则现了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为主要目的、以为模式范本的系。医药学方面，形成了以、为代表经典的医学理论，和以为代表的传统药学系。地理学方面形成了以代表的疆域地理志的系，成为后来历代正史中的所遵循的模式。此外在地图绘制、建筑，还有制瓷和造纸，这些造福全人类的发明，也都在汉代形成其基本模式的。

对华国后世产生久远影响的各个学科的系大都在汉代形成，这与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现，虽然还不能说其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大一统作为时代的，时代的趋势，也不能不对各个学科系的形成施以时代的社会影响。人们开始总结先秦以来各个学科所积淀下来的知识和经验，继往开来，形成了诸多学科自发展的系。正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所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一至今日者多矣。”

秦汉以来，由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设置了天文、农、医、建筑、利、冶铁以及各手工业的理机构和各级官员。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完全被控制在这些机构和官员的手中，形成了官办、官营的局面。

这些理机构和理官员的设置，对新技术的快速推广起到良好的作用，它可以使农耕、钢铁、土木建筑、漆制造等技术迅速在全国各个地方推广开来。由于财力、力、人力都“雄厚”，这时可以兴办比较大的项目和工程。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议论：“在技术创造方面，古老的华国官僚社会当然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它却要大大胜过欧洲封建社会或希腊隶社会。”汉初的数学家张苍、耿寿昌，著名科学家张衡以及对造纸术行过重大改的蔡，都曾是这样的官吏。其他如天文仪的制造、利工程的修建、东西两京的都市建设、廷和皇家园林兴建、两汉长城的整备、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通等也都无不仰仗官办官营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