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同治年间起，每年需要上百万担粮。现在额减少，意味着这上百万担粮的缺，都要从国内补充。

“一减少，对国米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了！”

赵普升也不回的继续说。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要趁着丰收之季，联合各地的粮商，把谷的价格压下去……”

“总经理，虽说自古就是丰年粮价低，可要是压的太低，到时候，粮公司介的话，怎么办？”

“不用担心！”

摇摇，赵普升的声音依然显得很平静。

“虽说各省皆设有粮公司，但那些粮公司往往只是专注于售粮，而不是购粮，实际上，他们也就是赚个差价，不过与咱们不一样，他们是用的低价粮去平抑城中的粮价，就像上海一样，这两年涌上海的人岂下数十万，若不是粮公司售平价粮平抑粮价，这上海的米价，至少要突破7块！”

尽许多米商对粮公司有着颇多的怨气，但是于赵普升看来，这粮公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毕竟，价粮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粮公司有时候也是米商的朋友——比如在农民借粮还粮的过程中，因为粮公司不直接收购农民的粮，这个时候，粮商则可以借机压低谷价，而农民为了偿还到期的债务，则不是不接受低价。

也正因如此，赵普升从不觉得省营的粮公司是竞争对手，反倒因为他的主动合作，一直以来颇得粮公司的欣赏，甚至因此多次得到民政官的嘉奖。当然商人言利，这一从骨里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之所以同粮公司合作，同样也是为了利益——凭借着与政府良好的关系，使得民生米业垄断着多地的米市。

“济山，你知从帝国建始到现在从上海至武汉长江沿线诸城增加多少人？”

突然，赵普升把话锋一转，看着面前的王裕民的反问。

“47o万，全国城市新增人过15oo万，这些人，一年要吃多少粮？”

作为米商，赵普升关注的并非仅仅只有粮的收成，他同样更关注市场，关注着市场的需求，而相比于传统的商人，接受过系统商业培训的他更注重数据。

“总经理，今年应该会突破18oo万人，从帝国建元至今，国内各地均大兴土木，别的地方不说，仅仅南京京畿一带，就有二十余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再加上鞍山钢铁公司的工地，南京周边的各业工人至少百万之众，至于从上海到南京沿江一带，这两年纱厂、布厂几乎每天都有新厂开业，于纱厂工作的女工何止百万，民政大臣不说在报纸上说嘛，十年内，国内城市人就将突破一亿人！”

提及一亿人时，王裕民的呼都显得有些急促，一亿人是什么概念，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城市，而其中的4o%-5o%都将集中的从上海至武汉一带的“沿江都市圈”，粮商喜人，城市人越多，粮的用的便越多，市场自然也就越大。

“先不要说一亿人，就是这新增的18oo万人，哼哼……”

面上挤一些笑容，赵普升把话峰微微一转。

“两年前，朝廷借着“地税风”，重新量地，量来多少隐地？差不多三万万亩隐地！三万万亩，那些隐地大都都成了所谓的“无主之地”，然后被朝廷没收了……”

赵普升提及的是两年前的“旧案”，受限于测量技术以及其它原因历朝历代民间“隐地”都实属正常，但基于现代测量技术行的测量，却使得大量民间“隐地”被量，而在朝廷限定的时间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实将隐地上报行登计，从而导致“隐地”变成“无主官地”，而朝廷随之借着“风”的急状态造成的压之势，将“隐地”一率加以没收。当年可谓是怨声载，可经历过“地税风”后的士绅、百姓却无人敢言不。

“去年，官府通过公地放领的方式，把这三亿多亩地尽数放，放给无地、少地的百姓，数千万贫民因此受益，家家给皇上立长生牌位，这事不是号称是新朝第一德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