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们摇不已。

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们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漏计时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巧”。所谓“奇技巧”，就是超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雍正皇帝的观代表了大分中国人的看法：“于用服玩之，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清世宗实录》卷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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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创造力”“新鲜事”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一些可怕的词汇密相连：“不安分”“破坏”“颠覆”

史家对杨广的非议并非全无理。应该说，显赫的功业并不能掩盖杨广政治中的致命缺。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们的，他上有着太多贵公的气息。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中长大的人的天。没有几十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苑，在他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巡。

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是危险的火，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希腊和罗贵族才有多余的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的毫不讳言的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取神。因为受“**”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他经常冒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雌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而杨广对外世界的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大至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

。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人，模仿自己一个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袁刚《隋炀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