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直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朝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改革的儿，调他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脚下的直隶为示范，推朝廷已经计划多时了的“自”运动（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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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理决定，是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剿捻”钦差大臣则由李鸿章取代，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师生之间的第一次换位。其实不给曾国藩实际分，对朝廷来说也是无奈。当初调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仅是指望老将一个俩，也有调虎离山的想法：湘军虽然裁撤，但大量军官因军功而被提，并继续留在各个门和各个岗位，尤其长期作为战区的两江，“湘军派”几乎垄断官场资源。

将曾国藩调离两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绝对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内，否则直接起用李鸿章督率淮军“剿捻”岂不更为省事？

作为局外人吴可看得更加清楚，平捻之后朝廷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官员，虽然旗下，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官员”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朝廷派了非湘军的新贻接任两江。

败，因为文火功夫毕竟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林辅华（charleswilfridallan），却认为曾国藩借此故意展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突然无能”。果如此则曾国藩简直就是以“自污”的方式消除人们对他能力的迷信，骨里仍是“忧谗畏讥”四个字。

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华洋杂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朝廷正需要一个老成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两条战线上都蹚一条路来，曾国藩无疑是好人选。

只要脑还算正常的官场大员都明白，对于朝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朝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两广方面早就与曾国藩翻脸，之前各小动作不断都积累了不少怨气，想要一笑抿恩仇本没可能，不互相拆台扯后就已经很够意思了，兵安南这样的大事吴可定了，他可不愿边多一个专门扯后的家伙来，而且曾某人的影响力还足够惊人……

朝廷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由曾国藩来蹚雷，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天津、海尤为要”，并提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还有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动，这无疑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十七年，理此类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的绰号，由他到直隶实行“剃”，那真可谓“问直隶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李鸿章接任“剿捻”总指挥后，曾国藩所制定的稳步围堵方略被继承下来，并不断见效，最终全歼了捻军。论功行赏，曾国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调任直隶总督、取代“才平庸”（曾国藩评价）却官运亨通的官文。

曾国藩调去直隶，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两广而言都是好事。

吴可可是听到京城传言，新贻上任前与朝廷层行过密谈，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案”（电影《投名状》的原型），跻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