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荃的队里，官阶越，越是贪心，军营中传着“红心黑”的歌谣。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兵的就去搜刮老百姓。参将、游击和都司一类的军官所得的饷银，加上他们一路掳掠的银，平均每人都有了十二万到二十万两的积蓄。

吉字营五万将士的烧杀抢掠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友军都看不惯了。曾国藩当然是明白这情况的，“升官发财乐呵呵”是他这支队的动力。他在1857年给咸丰帝的奏折里公开宣称：湘军的将士认为军营是图名图利的场所，把打仗当作日常的事务。

城湘军抢来的大量财要运送回家，湘军师的上行船，大分都为湘军运送赃。曾国荃更规定士兵托运的行李，师无权检查，只有他的监察门可以检查。他委任的监察官员当然是睁一只闭一只，受了几坨银的贿赂便放行，大家皆大喜都有好可得。

朝廷的军队能够将他们逐步平，都是因为文宗显皇帝盛德宏模，打下了戡的基础，而廷极为节俭，却不惜用额军饷招募战士；朝廷对官员的理虽然极为慎重，却不惜破格提有功之臣；朝廷的谋划虽然极为密，仍然不惜委屈自己而听从将帅的计谋。

关键是朝廷与湘军在金陵城的缴获分上，产生了极大矛盾和冲突。

在湘军攻克金陵之前，英法两国见太平天国败亡再即，他们想要分上一杯羹曾多次提派兵协助，还提调印度兵增援都遭到曾国荃拒绝。

一顿拍得朝廷上至两太后下至普通朝臣心情舒畅，为此还特意大大地庆贺一番。国际上也第一时间报了这个大好消息，不心情如何英法两国在中国的官员，也第一时间向朝廷和曾国藩表示庆贺。

有尾大不掉的迹象，在这关要是能压一压湘军的风自是最好不过。

江浙是天下财富最集中的省份，而金陵作为十朝古都，由太平天国经营十多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曾国荃的队在这里得到的钱财，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全都被湘军放的那一把火推得净净。

守备、千总和把总平均收则有七万到十万两，就连一个普通的小兵，饷银加上掳掠所得，每人也有二万到五万两银。难怪湘中地区去当兵的人，家家盖起了大瓦房，购置了几十上百亩的田产，喂了好几。

要不是恭亲王看在同属洋务派大佬的份上，努力为曾国藩说话减轻来自朝廷的防备，只怕心中压力会更大。

因为搜刮得实在太狠，等到朝廷派来接手战利品的钦差乐呵呵赶到金陵时，等待这位的却是大半变成废墟的金陵城，以及少得可怜的金银缴获……

这些都是小问题，虽然难免遭人里挑骨诟病一番，其实对湘军的打击不大，最多也就损些名而已，对于此时的湘军来说都不是。

曾国藩和官文联合上奏说，洪秀全倡导叛长达十五年，窃据金陵的时间也长达十二年，影响非常广泛。而本朝的武功盛，超过了前古，屡次削平大难，在史册上大放光彩。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曾国荃的属带着大量银还乡，互相攀比奢侈，有的一夜输掉几万两银，把一个本来注重农耕和文化的湘潭搅得乌烟瘴气。

听了弟弟这番话，曾国藩只好叹息说：“凡是带兵的人，都免不了中饱私，我无法禁止别人的这行为。”他无法要求别人圣人，只好独善其了。

早在攻打吉安时，其吉字营的士兵就用队护送赃回湖南；打下九江以后，大分将士走路运赃；后来不敢明目张胆地用师的船只运了，就雇用民船运送。攻克安庆以后，有的将士甚至与洋船搭上了线，将金银珠宝一箱箱运到城陵矶，在那里有专门的保镖取货，再将赃护送回他们的老家。

而对于胆敢协助太平军的外国人，拿下金陵的战斗中曾国荃更是毫不客气，令队不加分别一概攻击，将他们与太平军同时歼灭，为还引来英法等国使节好一阵不满抗议。

曾国荃下令攻城时没有宣布纪律，当曾国藩得知弟弟纵容下烧杀抢掳时，便对他加以训斥，而他辩解：立功的将士太多，清廷拿来奖励的官职太少，而且其中很多只是虚职，五个实缺，有一万多人排队等着，那么这些大兵吃什么？拿什么养活老婆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