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数月以来，无大战事。”。曾国藩借此机会积极扩充兵力，加训练，以便反扑。

“天京内讧”使得天国领袖们无暇顾及长江上游，江西形势终于剧变。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全面击，结果是“南昌哀州两郡全境肃清，九江南康瑞临吉安各属邑收复过半，贼势益衰。”

为时不久，太平军更占尽了优势。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周凤山在樟树镇大败，“营垒全陷，并勇溃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夺门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践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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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各路援军，还在陆续向江西开赶，咸丰六年的三月底至四月初，湖南援军刘长佑终于“克复萍乡”，萧启江又“克万载”；六月，福建援赣的兵勇在建昌的已达二千六百多人，“湖北援师已克新昌上，两湖声息可通；广东援师已守赣州，当可保全要郡。”

从咸丰六年十二月算起，到咸丰九年六月为止(公元1857年1月至1859年7月)，是湘军大举反仆，太平军在江西战场艰苦奋战的时期。

可以，在江西战场上，湘军连反击力量都没有。尽曾国藩急如星火地向四方求援，也无法挽回颓势。

而李元度一军被拖在抚州战场；从湖南赶来的刘长佑又被太平军拦截在萍乡；那个罗泽南早于二月初八日被太平军击毙在武昌城外的洪山，由于音讯隔绝，曾国藩还在恳求咸丰帝急调罗泽南率军回“救岌岌将殆之江西”。

何况湖北的路久，现在又与湖南隔绝，此时此刻，他到“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

这一阶段是太平军控制江西战场全局时期，历时约为半年。

当时江西战场上的湘军，确实陷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即以兵力而洛论，“在内惟李元度一军，在外惟罗泽南刘长佑二军。”

从咸丰六年二月到十二月(公元1856年4月至1857年），江西战场又有了新的变化。

恨。”

曾国藩认为战局已有转机，他当时表示：“先是，贼踪四布，赣吉袁瑞声息久不达南昌，至是，音间渐通。贼至江西以来，师扼剿屡胜，贼不得逞，乃于吉袁瑞临各造成战船，制攻，乘夏涨盛时，齐举以趋南昌，于瑞河临河塘堎生米司皆为营垒。”

八月，曾国荃在长沙招募湘勇千五百人；周凤山既抵长沙，募勇千七百人。曾国藩则在南昌“收集陆军，裁并训练，每日巡视场，既而居营盘”；还“作陆师得胜歌，师得胜歌，以致军土，于战守技艺结营布阵诸法，曲尽其理，兵勇咸传诵之。”

当是时，“吉袁临瑞抚建等府之贼，浚濠守，近省各县亦另有老贼踞守城池”，可见是在守阵地以待时机。

樟树镇丢失，南昌门大开，曾国藩困守孤城，甚至“闻风之怒号，则寸心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太平军与湘军已形成相峙局面，距离石达开离开江西仅仅两个月，这局面一直维持到当年七八月间----太平天国“天京内讧”发生以前。

太平军与湘军军在江西战场全面展开搏斗后，优势已在太平军这一边，斗争的焦又移到夺取省城的咽之地樟树镇上。

此时的湘军已在相峙阶段完成伺机反扑的准备，因此一开始就凶焰颇盛，如湖北援军攻占瑞昌德安；湖南援军夺了新喻永宁，连西安将军福兴也奉旨领兵抵达南昌，曾国藩奔走在南昌瑞州两地指挥，踌躇满志，准备由他手里来收拾江西残局了。

石达开虽然离开了，但是太平军并没有放弃江西。

曾国藩惊魂甫定，也不敢冒，调“兵家以攻为最忌，再三谕各营将领，勿徒事仰攻以损锐，”

又是扩军，又是训练，湘军的士气开始恢复，战斗力增了。

两军对峙阶段前后历时十个月，以太平军失利结束了。

可惜，正当曾国藩陷绝境，南昌指日可破，太平军占有江西全省在望的时刻，咸丰六年二月底(公元1856年4月日)，石达开接到东调参加第一次破江南大营会战的命令，在要关离开了江西，遂使曾国藩死里逃生，湘军也摆脱了一次毁灭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