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据说，当初周叔弢的几个孩在国外留学时，当他们每每写信告知父亲他们无法看到古书时，便会在不久日里收到周叔弢从国内寄去的诸多古书。除了常见的《三国演义》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仇注杜诗》、《智永千字文》等。周叔弢所选的书籍，一分是孩们学习所需的必读，还有一分是他希望孩们能涉猎的知识。对于父亲的推荐，孩们向来都来者不拒，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令他们敬佩的博学多才之人，能经由他推荐的书，必然有其妙不凡之。每每拿到，他们都能充满期待地读下去，品下去。

这好读书，愿读书的良好氛围，自然是家教育的结果。1935年，周叔弢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购地2.7亩，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约1.4亩。楼有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内有住房27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就是书海，用来藏书，是周家孩们最常连的场所。周叔弢的幼，周景良就是在这所桂林路的房里长大的，他记得三楼足足有三间屋是专门存放藏书的。父亲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的，樟木盖；普通书籍的书箱则是绛红的。除了善本书的书箱不能随意翻阅，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书香、文字、诗歌、光和好，像呼一样，参与了他们的成长，时间越走越远，依旧清晰明亮，恍如清晨柔亮的莺啼，恍如被烟火拉长的脉脉草香。

周家的孩们，不论走过多少的路程，千里万里，重洋海外，天之，地之阔，他们始终铭记，此时此刻此地，皆是家族的赋予，那无声的熏陶，已经地埋藏来，教会他们宽容、自信、平和、果敢、承担，那并非是说式的教化，通篇的大理，不能令人信服，而是日常的生活，言传教，耳濡目染——对于周家来说，代代传承的不止是价值连城的宝，更是这些真挚且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开两支文理双全

“儒者修己治人，人也……我家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此语自周馥的《负暄闲语》，这其实是一册写与孙后人的寄语，一开篇就提读书，一读书就推儒家，确实，儒家思想里的孝、温敦、诚信、礼义，恰是君之，作为一介名臣，确然希望后人奉公克己，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负暄闲语》中，提到希望孙“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周馥认为，教育是首位的，哪怕是慈善也应该排在第一位，接济孤寡老人则排在了第二位，他的思想观念十分明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周家曾多次给学校、学堂捐款，善名远播。

周家对自家儿孙教育的重视，亦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周馥，四五岁时其祖父就开始教授《论语》《孟》，暮年时周馥尚能诵儿时诗歌，他洋洋洒洒六万字写《负暄闲语》，只为告诫儿孙，立立人，离不开读书二字。周学熙更甚，为了家中私塾所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师古堂刻书局”，亲自选定书单，给书局细心刻印，送到家塾中给孩们使用，此书单至今留存。而周叔弢，横跨政商两界，常常忙得无暇分，却仍旧惦念着孩们的功课，亲自给他们制定课程表，稍有闲暇，就要检查他们的学业，孩们外求学，一旦他们回家，便要看成绩单。

如此家风，如何能不开葳蕤，如何能不培养兰芝秀树。周家后人中成名者众，最鼎盛的仍数第四代的周一良和周炜良，两人恰好一文一理，一中一西，恰如并双星，清辉悠远，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