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久已付梓的《朱丽》到一七六○年年底尚未问世，但已开始哄传开来。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起它。乌德托夫人甚至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该书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国王圣颜大悦。我也让杜克洛读过，他后来在法兰西科学院谈起了它。整个巴黎都在焦急地等着见到这部小说。圣雅克街的各家书店以及王宫街书店被前来打探此书消息的人挤破了门。它终于出版了，而且一反常态，非常成功，没有辜负翘首以待的人们。太子妃是最先读到它的人中的一个，在对卢森堡先生谈起时，说这是一部绝妙佳作。文学圈中人的情感则各不相同。但在社会上，特别是女人们，则只有一个看法，对该书及其作者都如醉如痴，以至我敢说，如果我下手的话，即使在上层女人中，也很少有不被我俘虏的。在这方面，我是有证据的，但我不想写出来，而且，这些证据无须验证，便可证实我的论断。奇怪的是，这本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各地更加成功，尽管法国人，不论男女，在书中都没得到很好的对待。与我的期待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反倒不怎么样，而在巴黎则大获成功。难道说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比在别处更占上风？当然不是。但是，在巴黎却有着一种美妙的感觉在占着统治地位，它激越着人们的心灵去向往友谊、爱情、道德，它使我们珍惜我们身上已不再具有而别人身上还有的那种纯洁、多情、正直的感情。今后，腐化堕落到处皆然，风尚、道德在欧洲已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说对风尚、道德还有点依恋的话，那就只有在巴黎能够找到。

透过若许偏见及虚假激情，想在人心中分辨出真正的自然情感来，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恕我斗胆，必须具有只能是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获取的一种精细的分寸感，才能体会得出这部作品中所充满着的种种细致入微的情感。我可以毫无惧色地把该书的

第四章与《克莱芙公主》（）1相媲美，而且，我可以说，如果这两篇东西只是在外省被人读到的话，是绝不会有人能体会得出它们的全部价值的。因此，如果说这本书在宫廷中大获成功的话，那也不必大惊小怪。该书充满了生动而含蓄的妙笔，宫廷中人应该对此颇为欣赏，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善于悟出这些生花妙笔。不过，在此还得区别一下。这本书是不适合有种人读的，他们有的只是奸诈，他们的精明只表现在探究恶事上，好处看不到，只往坏处瞧。譬如，假使《朱丽》在我所想的某个国家出版的话，我肯定没人能将它读完，而且，它必被制于机先，灭于无形。

关于这本书人们给我写的信，大部分都被我收集成一个集子，现存于纳达亚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信函集子出版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有一些非常离奇的事，而且还会看到看法上有多大的对立，说明与公众打交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该集子中所最没注意到的，而且也是使它始终成为一部无出其右的作品的，是其题材的单纯和趣味之连贯。书中的趣味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在整整六卷中，贯彻始终，没有插叙，没有浪漫奇遇，无论在人物或情节方面，都没有任何邪恶。狄德罗对理查森（）2大加恭维，说他的场景变幻莫测，人物风貌各异。理查森把其人物特点和场景变幻描绘得淋漓尽致，确实应该受到称赞，但是，在场景及人物的数量方面，他落入了最乏味的小说家们的窠臼，以大量的人物及其奇遇来填补人物思想之贫乏。通过不断地推出耸人听闻的奇遇和像走马灯似的新面孔，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事，但要是始终让读者的注意力老是集中在同一些对象上而又不依赖奇闻逸事，那肯定是要难得多了。如果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条件相等，而题材的单纯又能增加作品之美的话，那么理查森的小说虽说是在其他方面都高人一筹，但在这一方面无法与我的这部作品相提并论。然而，我知道我的这部小说了无声息，而且我也知道个中原委，但它是会复活的。

我的全部担心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致使情节发展变得枯燥乏味，不能让作品的趣味贯彻始终。但我因一个事实而心里踏实了。光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所有赞许都更加使我满心欢喜。

该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面世的。有一天，歌剧院正要举办舞会，书贩把它带给了塔尔蒙王妃。晚饭后，王妃让人给她穿衣服，准备去跳舞，然后，便一面等着，一面开始读这本新小说。午夜时分，她一面命人给她套车，一面仍在继续阅读。有人前来禀报，车已套好，但她没有搭理。仆人们见她读得忘了时间，便来告诉她说已经凌晨两点了。“还不着急。”她一面说，一面仍在读着。过了一阵儿，她的表停了，便按铃问仆人几点钟了。仆人回答说四点了。“这么说，”她说，“去参加舞会已经太迟了，让人把马卸了吧。”于是，她让人给她脱去礼服，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有人跟我讲了这段花絮，我一直盼着能见一见塔尔蒙夫人，不仅是想从她本人口中知道此事是否的确当真，而且还因为我素来认为，如果没有那第六感官的话，一个人是不会对《新爱洛伊丝》产生这么强烈的兴趣的，而这第六感官就是道德感，具有这种道德感的心灵真是凤毛麟角，但无此则谁也甭想明白我的心。

使得女人们对我产生如此好感的是，她们深信我在书中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想法如此地坚定，以至于波利尼亚克夫人竟然写信托韦尔德兰夫人让我给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坚信，一个人如果根本就没有体验过，是无法将那些感情写得那么生动的，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如此这般地描绘出爱的狂热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的是对的，而且，可以肯定，我写这部小说时心中充满甜蜜的激情。但是，以为必须有真实的对象才能产生这种激情，那就错了。人们远远没有想到我对想象中的对象达到了何种意乱情迷的程度。若是没有对青年时代的一些怀旧之感，如果没有乌德托夫人，那我所感受的和描写的爱就只能是以神话女妖为对象了。我既不想证实也不想批驳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想法。大家可以在我另外让人印的对话体的序言里，看到我是如何让广大读者在这一点上处于思念之中的。过于严格的人说我本该干干脆脆地把真相挑明，而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这样不可，而且，我认为，若是真的做了这个没有必要的声明，那就愚蠢多于坦诚了。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期，《永久的和平》问世了。头一年，我就把此书的手稿让给了一份名为《世界报》的报纸主笔，一个名叫巴斯蒂德的先生。他不容分说，硬要将我的全部手稿全都塞到那份报纸上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以后者的名义前来催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说了《朱丽》，想让我把它放在他的报上连载。他还想让我把《爱弥儿》也刊登在他的报上，如果他听说有《社会契约论》一书的话，也会要求把它登在他的报上的。最后，我实在是被他的搅扰弄烦了，便决定以十二个金路易为代价，把我那份《永久的和平》的摘要让给了他。我们商定，该摘要将刊印在他的报上，可是，他一拿到那份手稿，便认为最好是印成单行本，还按审查要求的那样进行了若干删节。我若是把我对该书的评论也附在其中，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非常走运，我根本没有对巴斯蒂德谈到我的这个评论，它也根本不在我俩协议的范围之中。这篇评论仍然是一份手稿，与我的文稿放在了一起。万一它能重见天日，大家将会从中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玩笑和他那嘲讽的口吻让我多么好笑啊。对这个可怜之人在他硬要掺和谈论的政治问题上的见解，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当我在社会上声名鹊起，并且深受贵妇们青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卢森堡府中地位日下，并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厚爱及友情似乎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再没什么好读给她听的之后，她的房间就不太为我敞开了。而且，在她来蒙莫朗西休憩时，尽管我仍较勤快地去问安，但我只是在饭桌上才能见到她。甚至我的座位已不再指明是在她的身旁了。由于她不再主动让我坐在她的身边，由于她很少搭理我，而且我也不再有什么大事要说给她听了，所以我索性坐在别处，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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