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正在对人的义务的哲理行探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对自己的义务加以思考。泰兹第三次怀了。我对自己过于真诚，内心过于傲，不愿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因此，我便开始对我的孩们的命运以及我同孩们母亲的关系行检讨。我这么检讨时，据的是自然的、正义的和理的法则，以及同其创造者一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那个宗教的法则。人们假装想使这个宗教纯净，但却玷污它，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程式把这一宗教成了说空话的宗教，因为把不可能的事全都规定下来，却又不去实践，那当然是不用费劲乏力的了。

这个的女脑极其简单，但心地却极其善良，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但有一件事，却是值得补充一句的。我曾跟她说过，克鲁普费尔是个牧师，而且是萨克森-哥特王储的私人牧师。对于她来说，牧师是个极其特殊的人，她竟把最不搭界的一些概念稽可笑地给搅和在一起了，竟然把克鲁普费尔当成了教皇。我第一次听见她这么说时，以为她疯了：我刚一回到家，她便对我说，教皇来看过我了。我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急忙跑去把这话学给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听。从此，克鲁普费尔在我们中间就有了教皇的名，我们还把莫瓦诺街的那个姑娘称之为教皇娘娘让娜。这成了我们永不枯竭的笑料，而且笑得不上气来。有些人曾是说我在我写的一封信中，亲自说过我一生中只笑过两次，他们那是不了解那时的我，也不了解年少时的我，否则，他们是绝不会这么编排我的。

第二年，一七五○年，我已不再去想我那篇文章了，可却听说它在第戎获奖了。这个消息唤醒了我写此文时的所有观，并赋予它们以一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置于我心中的那英雄主义和德观念的原先的酵母发酵了。我觉得，一个自由的、有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好。尽该死的羞耻心和畏惧人言使我起先无法依照这些原则行事，无法与我那时代的信条一刀两断，但自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单等矛盾激发我的意志，使之必胜无疑时，我便立即付诸实行。

我走这个姑娘住的莫瓦诺街，同圣普乐（）1从被人得酩酊大醉的那所房里来一样，羞得满面通红。而且，在我写圣普乐的故事时，很清楚地想起了自己的那档事。泰兹从蛛丝迹中，特别是从我那慌的样，看我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立即坦诚地向她作了忏悔，减轻了压在心的重负。我幸亏这么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便得意洋洋地跑来向她添枝加叶地讲述了我的罪孽。而且，自打那以后，他不失时机地、不怀好意地向她旧事重提。他这样是罪过的，因为我毫无顾忌、自觉自愿地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我就有权希望他不致让我为此而到后悔。我从未像这一回一样地痛我的泰兹心地之善良，因为她对格里姆的法比对我的不忠更加恼火，而且我只挨了她的一些人至、苦婆心的埋怨，丝毫看不她的言语之中有任何的嫌恶。

我的第三个孩因此也同前面两个一样，被送到孤儿院去了，后来的两个孩也作了同样理：我一共五个孩。我觉得这安排非常好，非常明智，非常合理合法，如果说我没公开炫耀的话，那纯粹是顾及他们母亲的脸面。不过，凡是知我和泰兹关系的人，我全都告诉了。我告诉了狄德罗、格里姆，后来又告诉了埃奈夫人，再后来，又告诉了卢森堡夫人，而且，在告诉他们时，我是毫不勉、坦直率的，没有任何的迫不得已，其实，我要瞒着大家，也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古安小是个正直的女人，为人谨慎，我完全可以信赖她。在我的朋友中，我因利害关系而唯一要破真相的人，就是埃里大夫，我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是找他来看的。总而言之，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隐瞒，不仅是因为我从不知有什么可以向朋友们隐瞒的，而且是因为我确实看不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权衡了一切，然后替孩们作了最佳选择，或者是我认为是最佳的选择。我曾经恨不得，而且现在仍然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像他们那样有人教育，有人扶养就好了。

我对迪潘夫人的谨慎和合农索夫人的友情是信不疑的，对于弗朗格耶夫人我也是放心的，而且我的秘密传去之前，她早已辞世了。秘密一定是我告诉过的那些人给去的，而且确实是在我与他们决裂之后去的。光是这一，他们是怎样的人就不言自明了。我并不想抵赖自己应受的斥责，我也愿意受到谴责，但是不愿受这些人居心叵测地发的谴责。我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这只是我的一个过错。我忽视了自己的义务，但害人之心是没有的，而且，对于本就没有见过的孩，是不会有什么父的。但是，辜负朋友的信赖，违背最神圣的诺言，把人家告诉你的秘密给去，恣意败坏被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时依然尊重我们的一个朋友的名声，那就不是过错的问题，而是灵魂的肮脏丑恶了。

当我在这样吐衷的时候，勒瓦瑟尔太太也在这么，却并非没有私心。我曾把她们母女带到迪潘夫人家去，迪潘夫人于对我的友谊，对她们和蔼备至。勒瓦瑟尔太太把她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迪潘夫人。迪潘夫人既善良又慷慨，而勒瓦瑟尔太太并没告诉她，我虽收微薄但在尽自己最大所能满足她们母女，所以迪潘夫人十分大方地常周济她。这一，泰兹因有母亲之命，在我在黎期间，始终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谈了好多心事之后，她才说了来。我一直不知，迪潘夫人看上去什么都不知似的，可对我们的事竟知得那么清楚。我依然不清楚她儿媳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知了。其实，她的儿媳是知的，而且没能憋住。第二年，我已经离开了她们家了，她同我谈到了这事。这就迫使我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此信存于我的信函集中。我在信中阐明了我可以说而又不累及勒瓦瑟尔太太一家的那些理由，而最本的理由却正是她一家的缘故，可我并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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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要写忏悔录，而不是辩护书。因此，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打住算了。我应说真心话，由读者作公正的判断。我将永不向读者提更多的要求。

诚然，我对自己行动的结果估计错了，但我这样时的那份心安理得是再惊人不过的了。如果我属于那些天生的坏人，对大自然的亲切声音充耳不闻，内心从未萌发过丝毫真正正义的和人的情的话，这铁石心也就极其自然了。然而，我是那么古，那么有烈的情，那么容易动情，那么易为情所控制，那么痛伤离别，对人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伟大、真善和正义，那么憎恨各邪恶，那么不知记恨、坑人，而且从无此念，一看到一切有德的、侠义的、可的事情，那么心情，那么烈而温馨地激动不已，凡此，难能够在同一颗灵魂之中，同肆无忌惮地践踏最好的义务的那德败坏的行为相安无事吗？不，我觉到了，而且大声疾呼：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一辈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曾经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一个没有人的父亲。我可能错了，但心不会这么。要是说自己的理来，那就说来话长了。既然这些理可能迷住了我的睛，那么它们也会迷惑住许多别的人。我不愿让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年轻人重蹈我的覆辙。我只想说一，我的错误就在于，因自己力不从心，而把孩给社会去教育，让他们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认为是了一个公民和父亲应的事，而且还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共和国（）1的一员。自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想错了，可是，我的理智却并没这么对我说，我还经常谢上苍通过这办法保佑了我的孩们，使之免遭他们父亲的命运，免遭我不得不抛弃他们时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命运。要是我把他们扔给埃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的话，她们或因友谊，或因慷慨，或因其他某原因，是愿意抚养他们的，可他们日后会更幸福吗？或者退一步说，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吗？这我可不知，但我可以肯定，人家会让他们仇恨、也许背叛他们的父母，那倒反不如不让他们知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的好。

舍农索先生完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更加舒服惬意，因为新娘是个德才兼备、年轻可的人儿，而且，在迪潘先生抄抄写写的人中，她好像对我另相看。她是罗什舒阿尔爵夫人的独生女，

来我家吃饭。饭菜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由于克鲁普费尔的妙语连珠、如癫似狂的玩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带着稽可笑的德国腔的尚不纯正的法语，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小聚餐虽不能大快朵颐，但不减其乐。我们觉得在一起相甚得，以致不能分离。克鲁普费尔在寓所里包了个小姑娘，但她仍可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我们正要咖啡馆，便发现他正往外走，要带她去吃晚饭。我们便拿他打趣，他报复得有平，请我们一吃饭，然后也拿我们寻开心。我觉得那个可怜的小丫秉甚好，很温柔，不适合她那一行。有个老妖婆跟她在一起，尽量在调教她。我们说着浪话，开怀畅饮，放浪形骸，忘乎所以。好心的克鲁普费尔想把人情到底，所以我们三人便相继到隔房间去同那可怜的小姑娘乐一乐，得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格里姆始终咬定说他没有碰过她，之所以同她在那屋里待了那么久，是故意让我们急不可耐。不过，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碰她的话，他也不可能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在搬弗里森伯爵家之前，他就是住在这个圣罗什区的一些女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