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以外，给彭禹印象最刻的，是散布在住宅区西南和北方的树林；那里长满了沙枣树、柳树、榆树、槐树、杨树、杜梨树，还有一小片桑树。每年天来临之后，大片大片的沙枣相继绽放，一略带甜涩味的郁芬芳，从朵朵漂亮的小白里散发来，熏香了四野，熏染了村庄，也熏醉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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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彭禹家却倒霉得很。母亲在1990年5月份去世，年仅52岁；而比母亲大8岁的父亲，也于1999年底，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那个时候，比彭禹大两岁的彭薇和妹妹彭芳相继嫁，而彭禹因为毕业于本地师范学校，分到了向中学任理教师，每天都住在学校里，所以，家里的老房就空了下来。后来，彭禹和妹经过商量后，决定把老房卖掉；遗憾的是，原农垦指挥的老房太破旧了，再加上地势偏远，本卖不上好价钱，最后仅以3200元的价格，卖给了外来。

再后来，沙枣的价格涨到了1钱，或者15分钱,；不过，那已经是彭禹上中学后的事了。

闲话短说，在太快要落山的时候，彭禹一家回到了家里。

那时的农垦居民区住宅相比之下还是很不错的，布局规范，房看上去也漂亮。住宅区由东向西分成四组，每组八栋房，每栋居住七人家，家家都是那由红砖垒到一米五，然后再用土胚垒到，房上一律铺设红艳艳的大瓦；为了增加和耐腐蚀，土胚不是墙里墙外，全用白灰膏覆盖得严严实实。那时候，这房屋有一个通称，叫“穿鞋帽”。

每到这个时候，彭禹中午一放学，就会和同学伙伴们兜里揣着小布袋和玻璃罐瓶，兴采烈地涌树林里，摘取沙枣成熟的果实、酸甜的杜梨和香甜的桑椹，然后拿回家去，和家人一起分享。沙枣吃不完，可以去卖钱；有好几回，彭禹扛着一小袋沙枣，怀里揣着一叠裁好的报纸，相邀上小伙伴，说说笑笑的步行十余里，去市区中心的电影院门前摆摊。在那个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可没有像现在的机爆米、五香生米、棉糖或者五香大瓜等这类的零，有的也就是秋后的沙枣，冰糖葫芦，就连炒葵籽也很少见。

相较之下，居住在南边不远的红旗村就差远了，人们还是住着那用土胚垒成的窑，而且下半截还埋在地表之下，上面只一米的房，样又旧又破。

当老白家赚了大钱的消息传后，彭家兄妹着实郁闷了一阵；但是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现这样的偏差，只能怪自己不长后，时运不济了。

麦田收获完毕，粱颗粒归仓；用不了多久，也就到了沙枣、杜梨和桑椹逐渐成熟的季节。

要想挣钱，你就得必须提前1小时赶到电影院，找好地方后，用报纸把沙枣卷成一个个大小差不多的小桶，然后以每桶5分钱售；等到电影快要开演的时候，沙枣也就卖得差不多了。几乎每一次，彭禹都能挣到三四块钱；除了把大分钱给妈妈，他还能得到几角零钱。别小看这几块钱，对于当时来说，这可是普通人家一笔不小的收了；要知，那个时候的普通工人，每个月也就挣二十来块钱。平均下来，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一天还挣不到一块钱。

设大的时候，每人家都得到了不菲的拆迁款；凡是原住，几乎每人家后来都分到了大平米的层楼房。其中有一家姓白的思想活，在大开发之前，神差鬼使地买下好几他人搬迁后理的房；等大开发开始时，他家从开发商那里居然得到了400多万元的拆迁款，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

其实，彭禹家距离农垦指挥医院并不远，向西一拐，过了一小桥就是，距离不过一里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