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优免内容由粮、丁又改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这个来回变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万历十四年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二品八千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大明朝两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中的；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闭一只，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甘士价提要对官绅优免查限额，人后礼尚书陆树声就立刻烈反对，还睁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话都说得，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上，因此民间动，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了官绅优免要严格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倒也还好，只是被了。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