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只修订公司法还解决不了全问题，特别是各县差异大，穷富迥异。山沟里的县卯足了劲也吃不饱饭，县里的“片警”还踩着草鞋扛着梭镖，靠两条四下巡查。而南海、广州、佛山和东莞等县则是富得油，“片警”们上绸缎，脚下靴，腰间短铳，着墨镜，居上，比侍卫亲军还要威风。

以制江南？

愤怒归愤怒，中央给县一级留的财税其实已够养人，而且教育、医卫等事还以中央拨款为主，县里需要考虑的是修路造桥、抚恤孤苦、治安捕盗、防火救灾等事务，并不存在太大的财政压力。

这个问题只向上推到府一级还不足以平衡差异，毕竟应天府（广州）、承天府（英德）和肇庆、泉州、福州、漳州、长沙等府本就是一省枢纽，各县都富，而其他府则差得太多。

地方政府的重组新建，心就是地方财税权的层级划分。英华推行官府下乡后，首先确立的是县级财政，将农税、城镇屋税和中小规模工商税给了县级地方。可随着英华连夺云贵和福建，加上工商兴盛，以县为主导的地方财政就显得太过琐碎，难以统筹理，也过不少监问题。

江南今日满地关卡的情形，在圣五年以前，英华国中也曾经现过。虽跟满清盘剥地方的商关厘关不同，主要是查外地商货是否完税，关卡数量也没那么多，但也造成中小工商通不便，关卡差役借机贪腐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留给地方的工商税源被砍掉大半，只剩下本地的小作坊和墟市。地方对中央这刮钱行径异常愤怒，而颁行这项政令的政事堂首辅李朱绶被地方称呼为“李大斧”，背黑锅的李朱绶自是之泰然。

知县日常仅仅持续了一年不到，在工商大兴，要求商货通行无碍的洪压下，朝堂修订了公司法，大幅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只要五人以上注册，在指定银行开设账，存本金五百两，就可以组为公司，业税产税不再由地方收取，而是由商收归中央。

构建省级财政的时机就此成

可钱多好办事，谁不想兜里钱多？于是各县就卯足了劲，给小作坊和墟市方便，大兴小工商，大修城镇，前者的业税市税都已无所谓，关键是引人城，能多收屋税。没错，英华依旧如明清一般收屋税，但为公平起见，都开始照面积收，而不照门面窗收。这是县里收的，朝廷定一个最限，县里在这限之下自己灵活置。

这是一篇极大的文章，从英华立国到现在，历十年演变才大致成型，可见其间的曲折与艰辛。

这事错不在地方得财权，在于分级不足，难以统筹。民间和朝堂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而且应对也非常迅速，这本就是有所预料的事。

因为英华的地方政府是打碎了明清那一儒法官僚系，为服务和引领近现代社会而全新重组的，本就还于发展阶段。在圣五年时，还有太多问题没有解决。

财权压实在了县一级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就昂然抬，一府之内，各县税率、稽查办法各不相同，反正谋的就是一县之利。搞得那段时间，知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唐僧，日日教导下面知县“和气共济”，协调各县利益，可往往都是下了葫芦又起瓢，而知县打架争利更成了报纸日常。不打不行，知县不动手，乡院县院的院事老爷们就要动手了。不为一县谋利的县官，要来作甚？他们可是有弹劾权的。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