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太仓库。那其实不是大明的中央银库。而是燕京存放银两的仓库。与之对应的，太仆寺有自己的常盈库，工有自己的节慎库。此外光禄寺、南京等，都有自己的银库——燕京想从这些银库里拨钱来，那是本不可能的。

兵还是要去战的，但是这战的质量……哎，税还是收得太少了。皇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么你增加税，要么你让给我们补贴。

这个时代真正忧国忧民的英们不是没有看到这里面的问题。也提了解决办法：比如一条鞭法。

工还是要去修筑各诸如防河大堤之类的公共工程的，皇家的林园、先帝的陵寝什么的也该工负责。但是呢，如果是大内派宦官来监工，那工就会百般叫穷，说咱们的节慎库已经了拿不钱来——然后工的官员会百般的挑动监工的宦官：公公，掌国家财政啊，你应该去给皇上说，叫钱！

法？

外廷如此了，内廷自然有样学样。大内二十四衙门，几乎稍有实权的门都想办法生发，然后建立自己的仓库。比如内承运库、广惠库、东裕库等等……燕京对外廷的诸多仓库都指挥不动，对内廷当然是想都不要想。

1592年，当时的宛平县令在自己的日记里吐槽：本县今年收取的税粮、税银、土特产等，照国家的要求，要分别送二十七个仓库！可是这东西一共折合银多少呢？不到两千两！这位县令无奈的哀叹：宛平已经是天脚下的县城了，但是由于需要输送的仓库太多，这路上的损耗也相当惊人。若是那些边远地区的县城，如此荒唐的运输，其损耗又是多少呢？（沈榜，《宛署杂记》）

这样带来的问题当然很大：对上来说，多门都可以收取赋税，导致内理混，真要国家有事的时候，不钱财再多，国家的力量都发挥不来。而对下呢，百姓承担了过重的税赋，导致社会消费受到抑制，而生产受到抑制，然后一方面是让社会始终于低平发展。另一方面则容易让老百姓对风险没有什么抵抗力，一不注意就会破产——由此，国家抗风险的能力也极低。

总之，收钱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我负责，钱的时候大家异同声：找！

所以，这些年来，自从政治人张居正死了之后，一条鞭法其实已经开始渐渐的废弛了。大明十几二十个门，又开始拼命的自己挣钱！

但是人是这样的：以前没有这笔钱，现在有了，我兴。以前我有这笔钱，现在不准我收了，那就要起来！大明朝运转了两百多年，各个门早就习惯了自己有自己的小金库，你说不收就不收？

至于剩下的钱，门福利，官员贪污，又或者，给商人们放贷收利息啥的呗。

总之，这个时代的大明朝尚书说起来叫“地官”，负责产万。实际上是六尚书里活得最憋屈的那个。

所以，如此多的门都在收钱、存钱、建库。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就不必多说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除了的银库要负责国家官员、军队的俸禄，赈济灾民什么的之外。其他门的钱都到哪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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