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肢。这是专门为旅游团准备的节目。

我梦到自己离开团队，独自等候一个名角演唱。据说这个名角极少出场，出场也是率兴而为，没有预告，可遇不可求。刚才还华艳的环境转眼变了乡村，土路尽头是一个简陋的港湾，游客们陆续登船。晚霞辽阔的红，烘托着汗渍般泛黄的旧帆，他们离去。

我梦到温度的降低，天要黑了，光线明显不够，没有人打灯光，我不知是否还有一场缥渺无期的演出。“你怎么还没走呢？”一个老者问，他有六十多岁的样子，看起来像个农户，但我直觉他就是那个让我执着等待的角儿。他没给我任何承诺就推门进入一个院落――听说，他的化装秘不外传，谢绝旁观。

我梦见许多京剧脸谱在眼前晃动。背后的面孔不能被分辨，我不知道那些浓墨重彩的脸之中，有没有我期待的那个人。我梦见脸上一阵痒，抬手触摸，指头上蹭下一层厚重的油彩。

罗兰·巴特谈到：“在电影里，不论有关平面的修辞学怎样，能指自身从本质上讲总是平滑的；这是一种不间断的画面连续动作；胶片――名称起得好，它就是一张无开裂的皮……”

而我们的露天电影时代，断片经常发生。对儿童来说，几乎是恐怖的经历。胶片烧着，女主角完美的五官突然浸到滚油里，边缘焦糊，中间鼓起可怕的大泡――魔鬼降临，它火焰般的皮肤上，两只骷髅的眼睛深陷，张开无牙的嘴……转眼之间，它的脸又翻卷着消失。那个阶段，我的噩梦仿佛全部是在重现一场放映事故，那些鬼脸，与烧灼的胶片一模一样。

十五岁的一个夜晚，我被开水烫伤。从昏厥中醒来，我感到强烈的灼痛，把手放到脸上摸一下……我惊恐地发现一片很大面积的皮肤，贴在自己的指端。瞬间蔓延的疼痛，让我觉得被火包围。幸福生活的胶片，从一个特定镜头那里被烧毁。

当放映中出现断片现象，处理方法是把胶片的药膜面刮掉，露出片基，刮出毛茬以后，用特制胶水粘合。很多年我试图忘记那场青春期的灾难，我拼命刮擦记忆，重新衔接我的过去。我不喜欢照镜子，这样就不被提示，仿佛自己并未被毁容，保持着“无开裂的状态”。如同必须刮出片基与毛茬一样，为了维护所谓的完整，你必须遭受磨蚀，直至暴露疼痛的深层。

偶尔我会想起，做过的那个梦，梦里的中国城和脸上蹭下的油彩――就像回忆别人导演的短片。电影能够制造和我们的生活不对称的华丽与奇迹；而生活与电影重合的，总是那些低微、沉痛、不被缅怀的部分。

我不由自主地伸出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一个手背向内，一个手心向内，对成一个取景框。我轻微错动四根手指的位置，造成宽银幕的比例。

谁的告别，拉下丝绒帷幕？谁的道具箱打开，收拾浮华而廉价的珠翠？谁的妆容，被泪水和寂静冲洗？谁的身体，从台词中蝉蜕？谁的咒语，被另一个人被当作摇篮曲催眠？谁的你，在承担孤儿一样的命运？在观众散场的洪流中，谁又允许谁，带上古怪的动物，躲进诺亚方舟？把摄影机当作上帝的左眼，看一看这个需要意义才能支撑的世界。

……电影开始了，两个小时。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感到自己在旋转中轻微晕眩。许诺自己，这是天堂。

写给匹诺曹（1）

我一眼就看到匹诺曹站在聋哑学校的门口，手里拿着花。车流往来，人流穿逡，视线里全是灰暗的颜色──这是下班的高峰期，劳动的人们要回家，好像钳子、锤子什么的最终要砰砰地扔回工具箱，扔回黑暗，扔回孤独中的睡眠。晒得黝黑的匹诺曹就像一只釉质花瓶那样伫立着，夺目的一捧百合拥在怀中，夸张又文艺。

鲜花，以既沉静又热烈的语言表达──要么说明受花者的蛊惑魅力，要么说明送花人的善良品德。有生以来第一个收到鲜花的生日，我格外欣喜，尽管明白匹诺曹是个专门安抚失意者的爱心大使。暮色四合，手中的花朵愈加绽放遗世独立的美──它们既脱离了生，也脱离了死。

蝙蝠在黄昏绸质的水面上翩飞，微小的蠓虫也起起落落，飞翔在也许是此生最后的月色中。我坐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谈天说地。对面倾听的匹诺曹不仅穿着短裤，还穿着拖鞋；不仅穿着拖鞋，还穿着一双黑色丝袜──他的搭配显然不合乎我的审美倾向，尤其当他把拖鞋脱到一旁，远远伸过一双被黑袜子覆盖的大脚丫。我一贯挑剔衣装，不理解穿着t恤参加宴会的，也不接受穿棉毛裤睡觉的，可是对喜欢的人抱有格外宽松的尺度──视若无睹，我顽强地把那双黑袜子当作一双柔软的高靿儿皮鞋来看待。

──那天比昨天清晰。那天我们整夜清谈，说一些遥远的不需要人物参与的事情，想着一些与生存无涉的遥远话题，比如成长，比如真理，我们偏执而无效地在生死中寻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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